八十年代农村炊烟袅袅

我出生在北方一座并不起眼的小城，具体名字就不提了。那时是1980年，

我的母亲在当地一家国营纺织厂上班，父亲则在一所中学教政治课。家里兄妹三人，

我排行最小，上面还有大我两岁的姐姐和大我五岁的哥哥。我们家的住房狭窄而破旧，

水泥地面上常年落满了灰尘，厨房里摆着用煤球烧火的炉子，

青砖砌出的炉壁永远泛着黑灰色。可在当时，这样的条件已经算不错了。四合院式的老房子，

院里住着四五户人家，每户都差不多大小，门前总是支着一口水缸，

水面上漂浮着几片用来灭蚊虫的樟脑丸，散发出淡淡的气味。我那时候刚上小学一年级，

每天天蒙蒙亮，就要爬起来梳洗，然后走十几分钟到学校去。小城街道狭窄，

路上跑的车不多，更多的则是自行车、三轮车，偶尔能看到几辆公共汽车时，

总会引起一阵喧哗。父亲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这是全家最珍贵的“大件儿”之一。

星期天我们走亲戚时，或者母亲得去趟医院看病，都是父亲驮着母亲，后座再捎着我或姐姐，

哥哥太高，只能跟在一旁骑他那辆旧的“飞鸽”少年车，车铃一按，就像某种乐器似的，

叮当声一直回荡在胡同深处。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进这片被灰尘覆盖的小城。

母亲常感慨，自己刚进厂那会儿，还要用票证买粮食、买布，如今肉票、布票虽然还在，

但似乎也有了更多“变通”的余地。厂里做纺织，可是母亲每个月分到的布料并不多，

更多时间里，她还会担心那个老掉牙的织布机是不是会突然卡住不动，耽误了全车间的产量。

父亲是个性情有点古板的人，他会定时定点地把家里的收音机打开，

听新闻里播报外面的大事。可那时候，对于我来说，新闻联播里的那些术语还太陌生，

我更在意的是能不能在晚饭后跑出去和邻居的孩子们玩跳皮筋，

或是去街头的小卖部拿一毛钱买颗水果糖。我们小学那会儿没有漂亮的教学楼，

一排平房就是整个校园。操场更是简陋，跑道只有半圈，一下雨就会积满了泥浆，

晴天刮风又会漫天扬尘。学校门口总会挂着标语或宣传画，比如“努力学习，

天天向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类。但即便条件艰苦，

我们这群孩子依旧能在课间追跑打闹，玩纸折的纸飞机，或是凑在一起交换小人书。

那种单纯的快乐，很难再重现。大约在我读小学三年级那年，

家里第一次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其实那是一台“牡丹”牌二手货，屏幕并不大，

但通上电之后，灰白色的画面中会出现断断续续的影像。偶尔收不到信号，

父亲就用一根竹竿捅捅房顶的天线。那种兴奋劲儿，像极了我第一次吃到糖葫芦时的心情。

当时一到晚上六七点，家里就挤满了街坊邻居来看电视，

尤其是那时候播放的经典戏曲或是香港电视剧，比如《霍元甲》《陈真》，

都会引来全院子的大人小孩。房间不大，空气里满是喧闹声和汗味，

窗户上的玻璃都蒙上一层雾气，可是人人都看得津津有味。没有人抱怨环境嘈杂，

因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能看电视已是极大的享受。

父亲偶尔也会叮嘱我说：“看电视可以，但别耽误了功课。”我点头答应，

却并不是特别在意。那时的语文课本里，已经出现了诸如鲁迅、冰心的文章，

还有一些外国作家的选段，如《安徒生童话》。姐姐常常借同学的课外书给我看，

比如《少年文艺》《儿童时代》，我也会兴致勃勃地翻看，

每每看到精彩之处就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

我们家里唯一的书柜里放着父亲在大学时买下的《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

再加上一些政治类读物和文学选集。每次我有了不认识的字，父亲就让我翻字典，久而久之，

学习竟也变得像做手工一样有趣。哥哥李伟比我大五岁，但我们感情很好。我在小学的时候，

他已经在读初中。那时候初中生早晨要上早自习，他往往还没等我起床就走了。

可哥哥很懂事，会在晚饭后抓紧时间用我上小学的课本考我生字、背诵课文。

有一次我背得不熟练，他就瞪着我说：“你再不好好读书，长大了就只能在街上跑腿儿！

你看那些收破烂的，多辛苦？”我被他说得有些委屈，但也知道哥哥是好心。后来才发现，

哥哥自己也在偷偷努力，他经常周末去旧书摊翻各种教辅资料，或是借来高中课本自学，

说自己想考个重点高中，将来再考大学，去到更大的城市看一看。母亲是一个很坚韧的女人。

她在厂里做纺织，工作强度大，每天从早到晚在轰隆隆的机器声中度过。

回到家还要做饭、洗衣，给我们缝补衣裳。有一回我看见母亲做家务累得直不起腰，

就问她：“妈，你不累吗？”母亲笑着说：“能给你们撑起这个家，累也值得呀。

”那时候我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只是能感受到母爱如同那盏昏黄的台灯，虽然光线不强，

却一直温暖着我们兄妹三人。那时的生活其实并不富裕，

但能挣工分或有个稳定工作的工人家庭，起码日子有盼头。街上也开始出现一些个体户，

卖蔬菜水果或做小吃生意。对那会儿的大多数人而言，下海经商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新概念。

家里的亲戚曾有人“下海”去广州做服装生意，回来时拎了一堆稀奇古怪的东西，

有牛仔裤、录音机，还有一副太阳镜。母亲看得惊叹不已，又嘟囔着：“不知道能不能持久，

咱还是老实上班稳当。”父亲也附和说：“先看看国家政策走向，别冒险。

”我小学四年级那个暑假，因为考了不错的成绩，父亲带我去市里最大的公园玩。

那座公园在过去十来年间一直破败不堪，直到80年代中期，才由政府出资翻修，

新增了假山、水榭和小游乐场。那天我第一次坐了园里的小火车，虽然轨道只有短短一圈，

但对我来说却是天大的乐趣。车厢摇摇晃晃，耳边是孩子们的尖叫与欢笑，风灌进车窗，

让我感觉自己像飞起来一样。回来的路上，父亲还给我买了一根五分钱的冰棍，

那甜丝丝的凉意让我记住了整个夏天的味道。路过一家百货大楼时，

我惊喜地发现里面居然有大屏幕彩色电视在播放录像带，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正跳着霹雳舞，

动作花哨得令人眼花缭乱，引得围观者不断拍手叫好。父亲在一旁笑说：“你看，

现在的年轻人真会玩儿啊。”80年代中后期，城里有些家庭已经装上了电话，

但更多的人家还需要跑到邮局或单位的总机那里去接打电话。

所以家家户户之间有什么重要消息，常常是写信或者捎口信。我的大舅还住在农村老家，

每次他们写信来，信封上都印着邮政的红色图案，里面的内容却往往只有寥寥几行，

问候彼此身体是否安康。父亲会将信件给我们几个孩子读，

然后我们一块儿商量着给大舅回信，汇报家里的近况。这种温情，在今天看来充满了年代感，

却饱含着真挚的人情味儿。那个时候娱乐活动不多，大家都乐于互相串门。

尤其在夏日的夜晚，小院子里摆上几把竹椅，邻居们一起摇着蒲扇聊天，谈论厂里的新变化，

或者街上最新的见闻。有时候还会搬一台小电视放在院中，一群孩子围坐在地上，

看《西游记》或者《射雕英雄传》的连播，手里拿着父母给的几角钱，

等待吆喝着卖冰棍的小贩进来。偶尔夜里停电，更是一种别样的喧闹——大人们点起蜡烛，

小孩们提着手电筒追逐打闹，院里显得黑漆漆又充满了生机。

母亲会趁此机会坐在凉床上纳鞋底，脸上带着恬淡的微笑。等我小学毕业的时候，

父母在多方托人、走关系之后，终于把我送进了城里一所中学，据说教学质量很好。那年，

我刚满十二岁，哥哥读高中，姐姐则在另一所职高学会计。我们三个人每天清晨从家里出发，

分别走向不同的学校，只有晚上才能聚在一起吃饭。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学习压力开始增大，可我也逐渐学会了独立。父亲常拿我和哥哥做比较，

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哥将来想考大学，你也要好好学，不能落后。

”我对大学的概念还很模糊，只觉得那是一个离我很远的事情。

但看着哥哥每天伏案背书的模样，我也有些紧张，生怕自己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中学里开始流行听收音机和卡带。很多男生喜欢偷偷带着随身听，

里面播放的是邓丽君、费翔或其他港台歌星的歌曲。课间操的时候，

还有人会在操场上学着电视里霹雳舞的动作，引来哄笑和喝彩。学校里已经出现了小卖部，

能买到雪糕和各种花花绿绿的零食，比如虾条、咪咪干脆面，还有香甜的糖果。对我们来说，

这就是幸福的味道。偶尔周末去新华书店转转，攒足了零花钱，

能买到一本杂志或一盒空白录音带，心里会兴奋上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