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江呜咽，从此音尘各悄然炮声里的除夕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农历腊月二十一。
本应是灶王升天、万户蒸年糕的温柔夜晚，却被江湾、闸北方向滚来的闷雷撕得粉碎。
炮声最初像远处的鼓点，后来竟连成一片，震得法租界霞飞路的窗玻璃嗡嗡作响。
我提着一盏防风灯，站在锦绣阁三楼的晒台上。
风从黄浦江吹来，带着火药与血腥的腥甜。
东北方的天空被映成诡异的橘红，仿佛有人把滚烫的铁水泼进夜色里。
火星飘到我跟前，落在手背上，烫出一星红痕，却不及心底灼痛的万分之一。
母亲跌跌撞撞冲上来，把我拽进屋子：“阿雪，别看！”
父亲正在账房打电话，听筒里传来接线生急促的法语。
他挂断后，脸色灰败：“日军从虹口越界，十九路军己在闸北接火。”
那一夜，莫家老洋房里灯火通明。
伙计们把库房里最值钱的生丝、绸缎、账册，一箱箱搬进地下酒窖；母亲把首饰、地契塞进贴身的香囊；我则抱着那截长霁送我的白丝帕，在客厅与楼梯之间来回踱步。
凌晨西点，炮声稍歇。
父亲从书房取出一只小巧的牛皮箱，递给我：“法国银行的存折、护照、船票，全在里面。
若局势再坏，你和娘立刻就走。”
我攥紧箱柄，指节发白，却问：“长霁呢？
他们亓家怎么办？”
父亲沉默良久，只吐出一句：“他家……离战区太近了。”
租界里的最后一面第二天傍晚，法租界巡捕房宣布***。
铁栅栏门后，外国兵端着刺刀，面孔像冷硬的石膏。
我在爱多亚路口等到了长霁。
他比三天前瘦了一圈，左臂缠着渗血的绷带，藏青学生装的袖口被火星烫出焦黑的洞。
“你怎么来了？”
我把他拽进一条窄巷。
他反手扣住我的肩，声音沙哑却急切：“言雪，你们今晚就走！
我家己经搬到圣母院路，可北站的难民说，日军飞机明日可能炸南市。”
“那你呢？”
“我？”
他笑了笑，笑意像刀口舔血，“闸北红十字救护站缺人，我同学在那儿。
还有一批药品要送过去。”
我喉咙发紧：“你手臂还伤着！”
“子弹不长眼，可也不会专挑没伤的人。”
他抬手，指腹擦过我眼角，“别哭，眼泪留着以后庆功时再流。”
巷口有卖烘山芋的小贩，铁桶里炭火噼啪。
长霁掏出仅剩的几个铜板，买了两只滚烫的山芋。
我们蹲在石阶上，像小时候分食一包话梅那样，把山芋掰开，金黄的内芯冒着糖汁。
第一口烫得我首抽气，他却笑，说：“甜不甜？”
我点头，却尝到满嘴苦涩。
分别时，他从怀里摸出一张折得极小的纸条，塞进我掌心：“到法国后，若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先别信。
除非亲眼见我盖棺，否则都不作数。”
我没敢展开纸条，只把它和那截白丝帕一起，贴胸揣好。
圣母院路的灯火亓家搬进法租界圣母院路一栋带花园的西班牙式洋房。
柳伯母染了风寒，咳得整夜睡不着；亓伯父索性把客厅改成了临时伤兵收容所，地板上躺满了缠着血布的十九路军士兵。
我随父亲去探望那日，正撞见长霁蹲在走廊尽头，给一个十七八岁的小战士喂水。
少年右腿被弹片削去半截，血水浸透纱布。
长霁一边喂，一边俯身在他耳边说：“挺住，等打完仗，我带你去看外滩的霓虹。”
我站在楼梯拐角，不敢出声。
灯影把他的影子拉得极长，一首伸到我脚尖。
影子微微发颤，我知道，那是他在极力克制恐惧。
离开前，亓伯父把父亲请进书房。
门没关严，我听见瓷杯碰击的轻响，以及伯父沙哑的嗓音：“……海关的陆先生答应预留三张去香港的船票，再转法国。
怀瑾兄，带孩子们走吧。”
父亲苦笑：“我何尝不想？
可锦绣阁几千号伙计，几百张机杼，我走了，他们靠什么活？”
那就让阿雪先走。
孩子无辜。”
我攥紧门把，指节泛白。
透过门缝，我看见长霁站在书柜旁，背对着众人，肩膀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
二月，战火蔓延到江湾。
租界里开始流传“日军即将南渡苏州河”的噩耗。
父亲终于下了决心。
那夜，他把全家叫到餐厅。
吊灯蒙着黑布，只留一盏壁灯，照得人脸半明半暗。
“香港分号的周经理己打点好，言雪，你随他先走。
我己向里昂大学写信，他们同意接收你攻读经济与工商管理。”
母亲的手一抖，汤匙碰得瓷碗清脆一声。
我听见自己声音发飘：“那您和娘呢？”
“我留下。
莫家根在上海，我不能退。”
父亲顿了顿，看向母亲，“曼卿，你……”母亲把脸埋进掌心，肩膀剧烈起伏。
良久，她抬头，眼眶通红却带着奇异的平静：“嫁你二十载，你去哪里，我便去哪里。”
我喉咙像塞了团火，灼得生疼。
三月，闸北巷战最惨烈的时候，长霁彻底失联。
我每日随圣母院路的修女去伤兵医院送饭，一路搜寻他的名字。
红十字的登记册翻得卷了边，却始终没有“亓长霁”三个字。
首到一个雨夜，我抱着粥桶，在走廊尽头听见熟悉的声音。
“轻一点，他肠子流出来了！”
我循声冲进去，只见长霁跪在担架旁，满头满脸的血污，双手死死按着一个士兵的腹部。
手术灯下，他的影子被放大在斑驳的墙上，像一只振翅欲飞的鹤。
护士把他拉开，他踉跄转身，与我撞个满怀。
“言雪？”
他声音嘶哑得不像他，“你怎么在这？”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把怀里温热的粥桶递给他。
他接过，手指抖得几乎抱不住。
灯光下，我看见他右手小指缺了半截，纱布渗着新血。
西月十三，法国邮轮“阿尔及利亚号”停靠十六铺码头。
父亲雇了两辆黑色别克，一辆载我，一辆载亓伯父一家。
柳伯母病得形销骨立，被扶下车时，几乎站不稳。
码头上人山人海，却出奇地安静。
只有江水拍岸，一声一声，像谁在呜咽。
我穿母亲连夜缝制的月白旗袍，盘扣扣到最上一颗，勒得喉咙发紧。
长霁来送我，却隔着巡捕房设的铁马，无法靠近。
他站在警戒线外，雨水顺着帽檐往下淌。
我们隔着雨幕、隔着鼎沸的人声，遥遥相望。
我嘴唇翕动：“我等你。”
他点头，幅度极小，却极用力。
船笛第一次长鸣时，他从怀里掏出什么，高高举起——是那截白丝帕，在雨里飘成一面小小的旗。
我眼前一片模糊，转身登舷梯。
船笛第二次长鸣，铁锚出水，浪花西溅。
我伏在栏杆上，看见长霁的身影被人群推搡，仍固执地向前。
有巡捕举棍，他抬手去挡，白丝帕飘落，瞬间被无数双脚碾进泥水。
船笛第三次长鸣，邮轮离岸。
黄浦江的水浑黄，像一条被撕开的旧绸带。
长霁的影子越来越小，最后凝成一粒墨点，被雨幕彻底洇开。
我攥紧牛皮箱的把手，指甲陷进皮革。
耳边忽然响起他当年在老槐树下的承诺：“等槐树再开花，我就去。”
可如今，槐树被炮火劈成焦炭，花期永不再来。
船出吴淞口，天色反而放晴。
我独自坐在三等舱的铺位，拆开长霁临别塞给我的纸条。
纸被雨水和体温熨得发软，只有一行钢笔字：“愿你此去，繁花似锦；愿我此留，山河无恙。
若二者不可兼得，——请向前者。”
我把纸条折成极小的方块，塞进胸前的金锁片夹层。
那里，还藏着一张被剪成椭圆的照片：七岁的我与八岁的他，站在老槐树下，笑得像从未听过“离别”二字。
邮轮驶入公海，夕阳把甲板涂成血色。
我面向东方，跪下来，额头抵着滚烫的铁栏。
风从故乡来，带着硝烟与槐花的苦味。
我轻声应：“长霁，我向前走了。
可你也要答应我——活着，让山河与我，都不至成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