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点一小时能准时到吗

1980年，七月七日。绿皮火车在铁轨上发出规律的哐当声，

车厢里混杂着汗味与劣质烟草的气息。我的手指收紧，

指腹下的旧车票已经因为汗湿而变得柔软。票根的边缘起了毛，上面的油墨字迹也有些模糊。

我的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每一次撞击都沉重而清晰。今天是我和陈望约定的日子。

整整十年。为了这一天，我拒绝了城里所有上门提亲的人。我从纺织厂最普通的纺纱女工，

一点点熬成了市立医院的护士长。我只是想堂堂正正地回去，站在他面前。

车轮碾过铁轨接缝，车厢随之晃动。我的思绪也被这晃动带回了十年前的白杨村。

那个穿着白衬衫的青年，身上总带着一股淡淡的草药清香。他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清瘦，

一双手却很稳。他为我治疗胃病时，温和的话语驱散了我初到乡下的所有不安。

离别的前一晚，月光透过老槐树的叶隙洒下斑驳的光点。“不写信，也不见面。

”“我们给彼此十年时间。”“十年后的今天，如果我没娶，你没嫁，

我们就在这棵树下重逢。”这是他和我的约定。一个疯狂又决绝的约定。

我的唇角不自觉地向上扬起。十年了，我守住了。火车突然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随之而来的是剧烈的震动。车厢里的人们东倒西歪，惊呼声四起。几秒后，

火车彻底停了下来，死寂笼罩了整个车厢。广播里传来断断续续的电流声，接着是一个女声。

“各位旅客请注意，前方线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正在紧急抢修，通车时间待定。

”“通车时间待定。”这几个字钻进我的耳朵，我全身的血液瞬间凝固。我的手腕上，

一块小巧的银色手表正在走动。分针每一次微小的跳动，都割在我的心上。我不能迟到。

我绝不能是迟到的那一个。时间在焦灼的等待中被无限拉长。车窗外的天色从明亮转为昏黄，

又渐渐被暮色吞噬。整整六个小时。当火车终于再次启动，缓缓驶入青山县站台时，

夜幕已经降临。我抓起自己的小包，第一个冲下火车。

我不顾一切地朝着记忆中的汽车站跑去。“去白杨村的末班车呢？

”售票窗口里的大姐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地回答。“早走了，天都黑透了。

”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我环顾四周，

看到角落里一个男人正靠着一辆破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抽烟。那是一辆邮差才会骑的自行车。

我快步走过去，用近乎恳求的口吻开口。“同志，我租你的车行吗？我有急事要去白杨村。

”男人吐出一口烟圈，上下打量着我。“去白杨村？那可是几十里山路，天这么黑，

你一个女同志……”“我加钱。”我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一把塞进男人手里。

那是我大半个月的工资。男人掂了掂手里的钱，不再多话。“车是你的了。

”我跨上那辆比我还高的自行车，车身晃了晃，我咬牙稳住，朝着记忆中的山路奋力蹬去。

没有路灯，只有天上一弯残月。山路崎岖不平，石子硌得车轮咯咯作响。

我不知道自己摔了多少跤，膝盖和手肘火辣辣地疼。新买的连衣裙被划破，蹭满了泥土。

我毫不在意。我只知道，必须快一点，再快一点。陈望，你一定要在。你一定要等我。

当那棵巨大、熟悉的槐树轮廓出现在视线尽头时，我的眼眶瞬间湿润。我到了。

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冲到树下，扔掉自行车。双腿一软，

我整个人连滚带爬地扑到粗糙的树干前。我扶着树干，大口喘着气，

朝着寂静的夜色嘶声呼喊。“陈望！”“陈望！我回来了！”回答我的，

只有穿过树叶的夜风，还有不知疲倦的虫鸣。树下，空空荡荡。他没来。又或者，他来过，

已经走了。我身体里的所有力气都被抽干了。我靠着树干滑坐下去，

十年来的所有坚持与期盼，在这一刻，碎成了一个笑话。我靠着粗糙的树干滑坐下去，

身体里的所有力气都被抽干了。我瘫坐在树下，夜风吹干了脸上的泥痕，

却吹不干新涌出的眼泪。泪水无声地滑落，滴进尘土里。我不甘心。他怎么会骗我。

也许他只是有事耽搁了，也许是村里有急诊病人。他一定会来的。我告诉自己。

我就这么固执地等着，从深夜等到天边泛起鱼肚白。村里的公鸡开始打鸣，一声接着一声。

身体冻得僵硬，连指尖都失去了知觉。心，也跟着一点点凉透。他没有出现。

那个支撑了我整整十年的信念，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天色大亮，晨光穿透槐树的枝叶，

在我身上投下破碎的光斑。绝望中，我伸出手，用冻得发麻的指腹去抚摸粗糙的树干。

我想找到十年前他们一起刻下的那个心形图案。树皮经过十年的风吹日晒，变得更加粗粝，

图案的轮廓已经模糊不清。我用手指一遍遍地描摹着那颗心的形状，

沉浸在无法自拔的悲伤里。我的指尖滑过心形图案的另一侧。那里有一些更浅的划痕，

被新生的树皮与潮湿的青苔覆盖着，触感略有不同。

可我全部的心神都放在了那个褪色的心形上，完全没有分出精力去探究那是什么。

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踩在泥土路上，发出噗噗的声响。一个挎着篮子的大婶走了过来，

准备下地干活。她路过树下，停住脚步，盯着我看了半天。“哎呀，你不是……林知青吗？

”我缓缓抬起头，认出那是住在村东头的李大婶。“李大婶。

”我的嗓子因为一夜未眠而沙哑干涩。“真是你啊！你咋回来了？穿得这么……这是摔跤了？

”李大婶热情地打量着我，又看看我一身的泥土和破损的裙子。我扯动了一下僵硬的脸颊，

挤不出一个笑。“我……路过，顺便回来看看。”我扶着树干，艰难地站起身，双腿发麻，

一个踉跄。“我就是想问问……村里的陈望医生，他……”听到这个名字，

李大婶的脸上立刻堆满了笑，那是一种与有荣焉的骄傲。“哦，陈望啊，他出息了！

”李大婶的嗓门很大，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砸进我的耳朵里。“早就考上医学院，

毕业后就分到县医院了！现在是县医院的大医生了！我们村里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厉害吧！

”我的心脏被一只无形的手捏紧。李大婶还在兴致勃勃地说着。“那可不！

听说好多人给他提亲，城里的大干部都想招他当女婿呢！”“城里的大干部。

”“好多人提亲。”这些字眼变成了一把把尖锐的刀子，一刀一刀，刺得我体无完肤。

原来是这样。十年过去，他早已不是那个穿着白衬衫的赤脚医生，

我也不是那个需要他照顾的病弱女知青。他们之间隔着的，是县城和村庄的距离，

是大学生和纺织女工的身份。他没有忘记这个约定。他只是，不再需要这个约定了。

我们早已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脑子里只剩下这句话。李大婶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

但我一个字也听不见了。我站直了身体，抬手，轻轻拍掉裙子上的尘土，动作缓慢又认真。

我对着这棵老槐树，也对着自己荒唐又可笑的十年青春，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我转过身。

身后是李大婶诧异的呼喊。“哎，林知青，你这就要走啊？不进村坐坐？

”我一步也没有停顿，更没有回头。我骑上那辆破旧的自行车，沿着来时的路，

离开了白杨村。回到城里，一切都恢复了原样。那个一直追求我的病人又来了。他叫周建军，

是厂长的儿子，每次来医院复查，都会给我带各种时髦的零嘴。这一次，

他看到我膝盖和手肘上的伤，紧张地追问。我只是平静地告诉他，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

周建军看着我，忽然开口。“林静，嫁给我吧。”我看着他真诚又急切的脸。

我想起了白杨村的老槐树，想起了那个没有等到的人，想起了李大婶口中“城里的大干部”。

一阵巨大的疲惫感席卷了我。我累了。我不想再等了。“好。”我听见自己说。

我的婚礼办得很体面。周建军是厂长的儿子，他给了我那个年代所有女人都羡慕的一切。

三转一响，崭新的红双喜脸盆，还有一场摆了二十桌的酒席。席间，他端着酒杯，

小心翼翼地护在我身边。“累不累？”他问。“要不要先回去歇着？”我摇摇头，

端起自己面前的橘子汽水，对着来敬酒的亲戚露出一个标准的微笑。“没事，客人还在。

”我成了一名称职的妻子。我为周建军洗手作羹汤，为他生儿育女，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后来，我又评上了护士长，成了医院里人人尊敬的林老师。我的生活被工作与家庭填满，

像一台上了发条的钟，精准地走着每一分每一秒。我告诉自己，这就是生活，这才是最安稳，

最正确的选择。白杨村，老槐树，还有那个穿着白衬衫的青年，

都被我打包锁进了记忆最深的角落。我给那个箱子上了锁，把钥匙扔进了时间的洪流里。

只是偶尔，在寂静的深夜，我会从梦中惊醒。梦里没有具体的情节，

只有一棵巨大槐树的轮廓，和一个模糊的、带着草药清香的背影。每次醒来，

枕边都有一片湿凉。丈夫周建军已经在我身旁睡熟，呼吸均匀。我便睁着眼，看着天花板，

直到窗外透进第一缕晨光。几十年光阴弹指而过。回城的知青们偶尔会组织聚会，

我很少参加。但关于陈望的消息，还是会零零星星地，通过各种渠道传进我的耳朵。

一次在医院食堂，我遇到了一个当年一同下乡的女知青，我因为阑尾炎住了院。“林静，

你可真是越来越有气质了。”我热情地拉着我坐下。“哪有，都老了。”“哎，你听说了吗？

白杨村的那个陈望，现在可是青山县医院的副院长了，有名的外科专家。

”我搅动着碗里饭菜的动作停顿了一下。“是吗。他出息了。”“可不是嘛！

我们那一批人里，就他混得最好。不过也怪，条件这么好，听说到现在还是一个人。

”女知青压低了些许音量。“有人说他眼光太高，城里干部的女儿都看不上。也有人说，

他就是个工作狂，一辈子打算跟手术刀过了。”我放下筷子，端起饭碗喝了一口汤，

温热的液体滑过喉咙。我扯出一个笑容。“那都是人家的事了。

”或许他心里也住着一个求而不得的人吧。但那个人，绝不会是我这个早就被他抛在脑后，

嫁作他人妇的乡下丫头。这个念头闪过，我的心里泛起一丝连自己都无法分辨的酸楚。

我很快将这丝情绪压了下去。与我无关。四十年的岁月，足以让青丝变成白发，

也足以让刻骨的记忆覆上厚厚的尘埃。丈夫周建军三年前因病去世了。他走的时候很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