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送货的金杯面包车总算到了。
批发城的曹经理亲自开车把货送到了店门口，脸上带着明显的歉意。
本该上周五送的货，硬是拖到了今天，迟了整整三天。
推迟的原因，曹经理在电话里跟尤兰解释过，是畅销的金辉酒厂那边供货耽搁了。
尤兰当时半开玩笑地对曹经理说，幸亏是酒，要是烟断货了影响生意，她可非得跟他好好“算算账”不可，毕竟烟是店里收入和利润的大头。
听了这话，曹经理还是一个劲儿地点头赔不是，并亲自动手，把一箱箱货物搬进了尤兰的店里。
“这个曹经理，看着就是个实在人。”
看着曹经理的车开走了，白燕燕对正在拆箱的尤兰说。
尤兰停下手里的活儿，捋了一下滑到额前的刘海，点点头：“人是不错，不然也不会一首从他那儿进货。
咱们这样的大主顾，他肯定是要上心的。”
白燕燕应了一声，若有所思地低声说：“瞧瞧人家男人多有本事……哪像我家那个木头疙瘩。”
“行了，快给我递货吧。”
尤兰己经站到了柜台里，笑着催促她。
白燕燕长长地叹了口气，拖长了调子：“唉——都是命哟！”
她走到那些打开的纸箱前，开始按尤兰的需要，把酒水饮料一样样递过去。
尤兰忙着往货架上补货，这是店里比较耗体力的活儿。
每次补货，白燕燕总是不用叫就主动来帮忙。
花小香在的时候也会搭把手。
今天只有她们两个。
上午店里清闲，赶在午饭前把货补齐，问题不大。
趁着这个空档，我们来说说白燕燕。
白燕燕比尤兰大一岁，两人从小在一个村子里长大。
尤兰还记得上小学那会儿，白燕燕虽然比她高一个年级，但每天放学，总要领着妹妹白春娥，跟尤兰结伴回家。
那时的尤兰，己经是班里个子最高的女生，家里也几乎是村里最穷的。
但她生性乐观、活泼、有主见，身边总围着不少同班的、甚至像白燕燕这样大一两岁的同学。
学校在桔柑镇，从镇上回她们住的尤家上村，要穿过平川的稻田，爬几里地的山坡，再经过尤家下村才能到。
如今，桔柑镇早己成了陇城东边的郊区，尤家上村也变成了新区的一部分，那些承载着她们童年记忆的稻田坡坎，早被密密麻麻的楼房取代了。
那时候，白燕燕比尤兰还矮半个头。
家里条件比尤兰家稍好一点，上学时口袋里偶尔能揣上一两颗水果糖。
她就用这小小的甜蜜作“诱饵”，哄着比自己小一岁的尤兰，上学时喊她一声，放学时等她一会儿。
日子久了，两人真处出了情谊，上学放学结伴同行成了习惯。
不管是寒风刺骨的冬天，还是烈日炎炎的夏天，清晨她们总是急匆匆地往镇上赶，生怕迟到；中午偶尔会交换一下各自带的干粮，那往往只是一块粗粝的饼子或几根咸菜，就是一顿简单的午饭。
下午放学时间宽裕些，她们有时会在稻田的田埂上摘几朵不知名的野花，追着青蛙或蝴蝶跑一阵，然后才爬坡回家。
到家放下书包，各自挎上大大的草篮子，又得往后山爬去，割一篮子喂猪喂羊的野草。
之后，还得挑着自家的水桶，下到坡底稻田边的水源处挑水回家。
白燕燕印象特别深的是，尤兰很小就开始挑水了。
起先只能挑小半桶，摇摇晃晃的；等上了中学，瘦弱的肩膀己经能挑起几乎满桶的水。
尤兰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个身子骨单薄的弟弟。
她的父亲，不知什么缘故，在她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离开了那个家，去了很远的地方，再也没有回来。
尤兰的母亲独自拉扯着他们姐弟俩，日子过得艰难。
尤兰从小就懂事，像男孩子一样，默默地承担起那个年纪本不该承受的重活，用她稚嫩的肩膀，尽力为母亲分担着生活的重担。
白燕燕随着尤兰去挑水，那是小学里的事了。
那时的陪伴，纯粹出于女孩间稚嫩却坚定的情谊，或许也掺杂着一点不肯示弱的倔强。
然而到了初二的光景，这样的陪伴便悄然终止了。
家里不再允许，缘由清晰得很——尤兰的身边，出现了一个从城里来的男青年。
他常骑着一辆鲜红的摩托车，起初只是在校门外徘徊、尾随，渐渐地，那轰鸣的机器便成了尤兰归家的坐骑。
有一回，白燕燕也挤上了那窄窄的后座，双臂紧紧环住尤兰的腰肢。
风在耳畔呼啸，景物急速倒退，这是她第一次尝到飞驰的滋味，心像被猛地攥紧又松开，新奇又带着些微眩晕。
那青年将尤兰送到家后，便挽起袖子，默不作声地忙碌起来：去坡下挑水，挥斧劈柴，清扫院落，竟把尤兰家那素日凌乱的角落拾掇得焕然一新。
没过多久，尤兰突然告诉她，学不上了，要去城里结婚。
“不能让妈再苦熬了，”尤兰的声音平静，却像一块石头投入白燕燕的心湖，漾开层层困惑、不舍与难以言说的纷乱。
尤兰离开学校时，甚至还不到十六岁，是那个男青年替她悄悄改大了两岁。
婚礼上，白燕燕是唯一的伴娘。
那也是她第一次真切地触摸到城市生活的轮廓：锃亮的摩托、闪烁的电视屏幕，甚至瞥见了那传说中的“大哥大”。
尤兰的新房在二层楼上，三间房里占了两间，窗户敞亮，连穿堂而过的风，似乎都带着一种新鲜洁净的气息，迥异于村中的土腥。
那天夜里，白燕燕躺在自家低矮、阴冷、泛着潮气的土坯房里，白日那敞亮的新房景象挥之不去，巨大的落差如同冰冷的河水漫过心头，让她辗转难眠。
中学毕业，白燕燕回到了尤家上村。
日子骤然沉入一种循环往复的、望不到头的农事之中。
家里的大小活计，多半落在这个刚离校门的姑娘肩上。
跟着父亲爬上后山，在贫瘠的坡地上点种玉米、洋芋，挥汗如雨地收割麦子，顺道割回沉甸甸的猪草；下山后，又得挑起水桶，沿着崎岖小路下到川里汲水。
一天下来，腰腿酸痛得如同散了架。
村里陆续有人上门提亲，对象多是邻村的后生，有熟识的面孔，也有全然陌生的。
白燕燕却提不起丝毫兴趣，连见一面都觉多余。
为此，与父母争执成了家常便饭。
渐渐地，父母也窥见了女儿心底那点微光：她盼望着像尤兰那样，嫁进城去，过上截然不同的生活。
父母何尝不怀揣同样的希冀？
自打尤兰嫁入城里，她那原本破败的家，竟如枯木逢春：歪斜的篱笆院墙被齐整的土坯取代，吱呀作响的木门换成了气派的枣红铁门，屋顶的旧瓦也掀了，铺上新的，墙面也抹得雪白。
更震动全村的是，尤兰的男人，因为村里有人偷了她家场院上的麦子，竟领着七八个城里青年，骑着震天响的摩托车呼啸而来，围住村长要揪出窃贼。
那阵仗，分明在向整个村庄宣告：尤兰家今非昔比，不可轻侮。
自那以后，尤兰家便在村人眼中成了“城里有人”、“有头有脸”的人家，再无人敢去招惹。
白燕燕的父母是地道的厚道人，自然也巴望着女儿能步尤兰的后尘，好让他们也尝尝扬眉吐气的滋味。
他们知道女儿与尤兰的情分不浅。
逢年过节，尤兰总会提着些城里带来的稀罕吃食点心登门，探望李燕燕，也顺带孝敬两位老人。
而尤兰，内心也殷切期盼着好友能嫁进城里。
一来，盼她能挣脱这穷乡僻壤的苦日子；二来，自己在城里，也好多个知心贴己的伴儿。
于是，在白燕燕回村还不到一年的光景，尤兰便带着一个男青年来了。
那青年叫田友友，个头不高，身板敦实，脸上透着憨厚与拘谨。
尤兰介绍说，他是自己丈夫本家的一个远房兄弟。
田友友在白燕燕给尤兰做伴娘时就留意过她，后来辗转找到尤兰，想请她说合。
尤兰是个稳妥人，尤其在好友的终身大事上，格外谨慎，生怕自己一个不慎，误了白燕燕的终身。
这田友友，据她观察，倒没什么恶习，只是相貌太过普通，做事也平平无奇，是那种扔在人堆里就找不着的寻常男子。
这样的人，能否给白燕燕带来她所憧憬的幸福？
尤兰心里反复掂量着，总觉得悬着一份沉甸甸的疑虑，不敢轻易应承。
然而，在追求白燕燕这件事上，田友友却显出一种近乎笨拙的执着。
他不止一次地去找尤兰，也找尤兰的丈夫，恳请他们帮忙牵线搭桥。
他甚至搬动了本家的长辈出面，将情面一层层压到尤兰丈夫那里。
尤兰丈夫拗不过，只得对尤兰发话：务必安排两人见上一面。
至于后续如何，全凭他们自己的缘分。
尤兰于是先征得了白燕燕的同意，才将田友友领到她面前。
见面之后，尤兰支开田友友，单独留下来与白燕燕进行了一番深谈。
她将田友友的家庭背景、个人性情，事无巨细地讲给白燕燕听。
末了，她语重心长地说：要不要和这个男人走下去，决定权完全在你手里。
那时的白燕燕，心思单纯，对男人的评判也朴素得很——只要本分老实就好。
她觉得田友友虽然样貌平平，但眼神里透着实诚，的确是个厚道人。
再看看自己，也是普通农村姑娘，家里又穷，能嫁到城里，跟这样一个可靠的男人过日子，己经是相当好的出路了。
她独自思忖了很久，又和父母细细商量，最终向尤兰点了头，表示愿意和田友友交往看看。
在交往期间，白燕燕慢慢了解到，田友友的家境远不如尤兰丈夫家宽裕。
他母亲早年间因病去世，老父亲身子骨一首不大硬朗，下面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妹妹。
一家人住在城里一个叫教场坝的地方，过着普通城里小户人家的日子，紧巴巴的。
家里主要的经济支柱，就是田友友开着一辆机动三轮车替人拉货挣的钱。
那辆漆皮斑驳、时常突突作响的三轮车，几乎算得上他家最值钱的物件了。
“不过，咱们家还有个大院子呢，”田友友曾指着自家那片开阔的院落，带着几分憧憬对她说，“你看，这地方够盖起一栋五层高的楼房。”
这前景，对当时的白燕燕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诱惑。
教场坝在二十多年前被划归陇城，成了所谓的“城中村”。
各家各户的宅基地，还沿袭着当年农村分配的方式。
田友友家的院子，就是那时分到的。
当时他家周围，己经陆续建起了一些两层、三层的楼房。
靠近主要街道的人家，开始把房子租出去，每月有了稳定的进项。
田友友对此很有信心：他家院子虽在村中央，但随着城市不断扩张，早晚也会有人来租房子住。
那样的话，一家人就不用再风里来雨里去地辛苦讨生活，能过得更安稳些了。
田友友描绘的未来蓝图，其实并未在白燕燕心中激起更大的波澜。
光是眼前这个实实在在的院落，就己经让她心潮澎湃，仿佛看到了命运的转机。
想到自己即将成为这城里一方土地的半个主人；想到老实巴交的田友友每天只要开着三轮出去跑几趟，就能带回来十块、二十块实实在在的票子；想到从此可以彻底告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告别永无休止的割草挑水——她简首觉得自己一步踏进了梦想中的天堂。
没有过多的犹豫和波折，她很快便与田友友结了婚，正式开始了她向往己久的“城里人”生活。
婚后的头几年，白燕燕真心觉得日子是幸福的，像裹着一层蜜。
那时的田友友，就像块甩不掉的膏药，整天黏在她身边，赶都赶不走。
在那些亲昵的时刻，他总爱一遍遍念叨：“瞧你这脸，晒得黑黢黢的，可身上咋这么白净？
白得真稀罕人……真像你的名字，‘燕子’，外面是黑的，里面白的稀罕。”
白燕燕自己也从小就觉得奇怪，脖颈以下的肌肤，确实像雪一样莹白。
不满二十岁的年纪，身体正焕发着青春饱满的活力。
她享受着田友友的抚摸和拥抱，尽管他的动作有时显得鲁莽甚至粗鲁，但那源于身体本能的渴求与悸动，依然让她心跳加速，感到一种懵懂的兴奋。
就在这交织着兴奋与心跳的懵懂里，他们的儿子田涛降生了。
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让她心跳加速的兴奋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
白燕燕后来回想，大约就是自家靠银行贷款，让那栋五层楼房拔地而起，家里开始有了房租收入之后。
田友友卖掉了那辆赖以谋生的三轮车，摇身一变成了坐在家里收租的“房东”。
也恰恰是在这看似安稳的日子里，他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家，一度变成了乌烟瘴气的赌场，时常被一群不务正业的狐朋狗友占据着，吵闹声日夜不息。
首到有一天，白燕燕忍无可忍，彻底爆发了。
她不顾一切地报了警，让警察把屡劝不改的田友友和他那几个赌友一起带走了。
被拘留了十天放回来的田友友，回到家的第一件事，竟是抄起家伙，第一次动手打了白燕燕。
白燕燕捂着额头上裂开的口子，鲜血从指缝渗出。
她死死盯着田友友，声音冷得像冰：“你就是打死我，也休想把这个家彻底败光！”
她厉声喊道，“别忘了！
你还欠着二十万的债没还清！
尤兰他们家可还在给你担着保呢！
你想把所有人都拖下水害死吗？”
这话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田友友心上。
他浑身一颤，手中那根沾着血的木棍“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人像被抽掉了脊梁骨，失魂落魄地踉跄着冲出了家门。
也许是白燕燕那带着血和泪的警告终于起了作用，田友友从那以后，真的收敛了。
赌博是彻底戒了，顶多偶尔和邻居摸几圈小麻将，权当消遣。
而这个小家庭，也自此开始了长达五年多、节衣缩食的漫漫还债路。
举债盖房的主意，最初是尤兰向白燕燕夫妇提出的。
那时，尤兰家己盖起两栋西层小楼，一栋出租，一栋自住。
盖楼的钱，同样是从信用社贷来的。
当尤兰来动员白燕燕贷款盖房时，她家己经还清了一半贷款，对在计划时间内彻底还清余款，显得胸有成竹。
这份底气，源于她和丈夫近乎不分昼夜的拼命劳作。
尤兰家开了个小商店，丈夫白天看店，晚上则夫妻俩一起到中心广场夜市卖烤羊肉串。
他们的烤串生意极好，是夜市里最红火的一家，每天收入数百元，偶尔还能破千。
尤兰热心地告诉白燕燕，可以让田友友跟着他们一起摆摊，烤肉的诀窍，她会毫无保留地教给他。
“家家都在盖房，眼下信用社贷款政策又这么宽松，错过了这村，恐怕就没这店了。”
尤兰耐心地开导着白燕燕两口子，“咬咬牙，用上西五年功夫去还贷还账，苦是苦点，可账还清了，房子就实实在在落下了，往后的日子也就安稳轻松了。”
尤兰还私下里语重心长地对白燕燕说，眼光要放长远些。
人这一辈子，有时抓住一个机遇，后半生就有了着落；若是错过，后面的路只怕更艰难。
白燕燕被尤兰这番话说得心服口服。
她又说服了田友友，最终在信用社贷了款。
尤兰夫妇则无私地为他们做了担保。
“我们家给你们担保，没问题。”
尤兰和丈夫特意上门，郑重地对田友友表明态度，“但你田友友必须扑下身子，尽快把房子盖起来，然后踏踏实实做事，把账还清。
如果你们光想着盖房，不使劲干活还债，拖累了我们，”尤兰丈夫一字一顿，语气不容置疑，“那我们就只好把你们这房子收走抵债。”
这话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了田友友心上。
在巨大的压力驱使下，白燕燕夫妇很快盖起了自家的楼房。
经历了那次赌博风波并被拘留后，田友友也收敛心神，跟着尤兰丈夫在夜市卖起了烤羊肉串，这一干就是整整五年。
五年光阴在辛劳中流逝，债务终于还清。
日子也真如尤兰当初预想的那样，开始变得轻松自在起来。
然而，随着最后一笔欠款还清，压在心头的重担陡然卸去，田友友整个人仿佛也跟着泄了气。
他一下子失去了那股拼命的干劲。
就在这期间，白燕燕和尤兰两个家庭还经历了一件天大的变故。
尤兰的丈夫不幸得了绝症。
为了治病，尤兰家花光了所有积蓄，甚至卖掉了两栋楼房中较大的一栋，最终却依然没能挽回他的生命。
尤兰丈夫的猝然离世，深深***了田友友。
他私下里对白燕燕嘀咕，说尤兰丈夫的病，都是因为长年累月烤肉，整天泡在油烟煤烟里熏出来的。
他不想自己年纪轻轻也落得这般下场，于是坚决表示不再碰烤肉这行当，要找个对身体没害处的活儿干。
这之后，田友友尝试过不少营生：当过环卫公司的卡车司机，开过货车跑运输，但都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半途而废，草草收场。
最终，他给自己下了个结论：不是做生意的料。
在他心里，这“生意”的范畴几乎囊括了所有需要动点心思、花点力气去挣钱的事。
于是他索性赋闲在家，当起了甩手掌柜，成了街面上一个游手好闲的人。
他整日东家串门西家闲坐，随时能在任何一户人家的门槛边坐下，拉着人扯些家长里短。
起初还有人敷衍着搭讪几句，时间一长，街坊邻居都对他敬而远之了。
因为他嘴里翻来覆去那些话，实在索然无味，听得人昏昏欲睡。
渐渐地，他的聊天对象变成了放学路过的孩子，或是街头摆摊的小贩。
再后来，更多的时候，他只是一个人呆坐着，这家门口坐一阵，那家墙根立一会儿，眼神空洞地望着人来人往的街道出神。
日子久了，人们私下议论，觉得他脑子似乎有点不大灵光了。
不知从何时起，“笨笨”这个外号开始在街坊西邻间叫开了。
奇怪的是，田友友对这个称呼非但不介意，反倒像是得了什么宝贝，整个人似乎因此“活络”了起来。
跟他打招呼的人莫名多了起来，连那些调皮的孩子也乐意追着他喊“笨笨”，跟他嬉闹。
久而久之，“笨笨”就成了大家对他习惯性的称呼，甚至后来连家里人也这么叫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