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巴黎，总有一种不愿惊扰人心的微冷和疏淡。
圣日耳曼德佩的第一缕雾气飘在窗棂。
我总是第一个到画廊，总是习惯比闹钟早起五分钟，仿佛这份准时是对自我的最后要求。
钥匙***风尘仆仆的锁孔，手指微凉，一推门，扑面而来的只是旧木头、老地毯、残留在空气里的玫瑰与耗尽劣质蜡的混合气息。
橱窗玻璃上留有指纹，却也不必急着擦净，因为今天不会有谁会先于我来到这里。
挂好外套，伞尖在门口甩去点点水珠。
画廊主照明总是最暗的一排，我点亮两盏，不多余不吝啬。
天尚未全亮，灯泡将木橱的影子投射到地板上，层次明确。
橱窗另一头，银制腕表静静地摆在绒布小枕上，仿佛一只盯着时间的哨兵。
可那怀表，自七天前起就没再走动过——老板离开的当晚，指针永远停在八点二十分。
我像往常一样给咖啡机加满水，按下电源，看它滴滴哒哒冒着热气，空气中慢慢升腾出微弱的焦香。
这种仪式感，是孤独者对日常的某种固执。
柜台上，昨夜送来的文件未拆封，不用急，一页页理出来，等着主人归来过目。
但我知道那也许不是今天，甚至不是明天。
报纸摆在门口，有点潮气，字体有些晕染。
拿起来，随手翻开文化版，总是不断重复那些艺术展、低调开幕、名流聚会。
可我的目光扫过这些名字，并不驻留，仿佛身在异地。
桌面上的钢笔头今晨对准橱窗，而不是往常的账册。
每一寸微妙的偏移都反映着一种抓不住的空缺。
水杯还在原地，里面没有残留的唇印。
早班邮件大多是自动应答，有几个咨询价格、两个要预约取件，还有一封莫名其妙的推销信。
回复得井井有条，会议提醒和快递延误，都挤在30分钟内搞定。
客户电话里没有人问起老板。
咨询、预约、调货都与我首接对接，仿佛老板不存在于这个空间，只是短暂离线。
可我的心里清楚极了，自他离开己经一整周，而“周六回巴黎”的口头承诺和信息再未兑现。
点开手机，通话记录纵然整整齐齐，却丝毫没有新动态。
微信头像暗灰，电话通了无人接。
邮箱里的最后一封信，依旧停留在五天前，语气匆匆：“有事先走，明天再谈。”
画廊的安静，比夜色还冷。
老板不在，一切日常动作更显机械。
我甚至不敢细数他离开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到第七天，每提前一天只是敏感，每多一天就多添一分不安。
如今却恍然觉得自己己经适应了“空缺的主人”这个设定。
每天核对展品、擦拭柜面、检查灯具和报修记录、复查摄像头、设好报警器，几乎没有一丝漏洞可寻。
我的动作因为无人监督竟然比以往更严苛，一切都稳稳有序。
最可怕的，是这些规律并未因老板缺席而混乱。
它们照常运行，仿佛主角的消失不会带来任何涟漪。
我刷过每一只戒指的位置，确保每只镶嵌的宝石无误，偶尔看看目录册角是否对齐。
固定的纸页永远翻到同一处，仿佛停滞的时间。
有时也怀疑，是不是有谁在深夜无声维护着整个空间的秩序，不让我发现裂缝。
可到最后只剩下我一个目击者，每天清晨推门进来，每晚最后一刻关灯离开。
我记得最初老板告诉我：“这里所有的仪式，都是用来对抗混乱。”
如今无人督查，我却更怕亲手放松规矩。
不是怕有人突然归来责问，而是担心这些看得见的秩序才是唯一能依靠的坚实证据。
一时间，我甚至分不清是自己在守着秩序，还是秩序守住了我。
孤身站在画廊中央，天光浮动，街道寂静，只有自己的影子被橱柜切割成无数段。
偶尔，隔壁书店老板路过门口点头致意——我们都知道彼此不会迈进对方的世界一步。
画廊的门从来都是半掩着，既不对外拒绝，也无人真正造访。
每天傍晚关灯前，我都会在橱窗里凝望自己的倒影。
衣角、眼神、没有表情的嘴——所有这些，都像玻璃后面的死物。
每日如此，习惯了，也渐渐学会了冷静。
“今天一切都还在原位。”
我时常会在心里对自己念。
这句话，成了一种否统本能的祷告。
只要一切在，就说明局势还未失控。
可我也明白，“什么都没有变”才是最大的变化。
真正的危机，往往不是突如其来的冲破，而是日复一日把你推进孤岛的静默和麻木。
黎明渐亮，圣日耳曼德佩的街道终于多了些人影。
画廊依然安静，玻璃柜中珍品依次闪烁。
怀表还停在八点二十分。
那种沉默的秩序，仿佛己成为唯一陪伴我的余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