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那天，天还没亮，河沟边的梨树就掉了第一片叶子。
不是风刮的，也不是霜打的，是“咔”一声轻响，像谁把一根极细的骨头掰断了，叶子就竖着落下来，正落在我的脚背。
我弯腰去捡，叶脉上还留着青梨的指纹——那是妈的名字，也是她最后一丝体温。
2015年10月11日，农历八月二十九，霜降。
妈走的前一晚，医院走廊长到看不见头。
我抱着淘淘在凳子上打盹，胳膊酸得像是被水卸下来又装回去。
病房里只剩呼吸机“咕——咕——”地数她的呼吸，像数最后几粒玉米。
青梨睁着眼，目光穿过天花板，穿过楼顶，穿过郑州的夜空，落到很远很远的河沟边。
她嘴唇动了半天，发出一点气音：“梨树……该落叶子了。”
我没听清，趴过去，耳朵贴在她嘴角。
她又重复了一遍，声音像被霜打过的梨皮，薄、脆、一碰就碎。
我点头，眼泪砸在她手背上——那只手曾经给我绣过带着梨花的书包，给我挑过鱼头里的细刺，给我擀过冬至的汤圆皮，此刻却凉得像一块新凿出来的石头。
凌晨西点十分，机器拉成一条笔首的线。
我忘了哭，只记得去摸她的左胸——那里再也没有硬疙瘩，也没有桃核，只有一片被癌细胞啃空的寂静。
护士拉上床帘的那一刻，我鬼使神差地掀开她领口，想看那片淤青还在不在。
皮肤是透明的黄，像被水漂洗过无数次的蓝布衫，领口干净得没有一丝痕迹。
原来人走到最后，连疼痛也会离开。
出医院大门，天还是黑的，路灯一盏接一盏灭掉。
我开车回驻马店，导航里女声温柔地报：“前方八百米，右转。”
我右转，却转进了1986年的河沟边。
梨树站在黑暗里，叶子掉得精光，枝丫像被谁掰断的琴弦，一根根竖在天上。
我下车，站在树下，霜落在头发上，白得像另一层化疗后的脱发。
我忽然明白：这棵梨树是妈的计时器。
它发芽，她长大；它开花，她生我；它结果，她生病；它落叶，她离开。
我把手按在粗糙的树皮上，指尖触到一条裂缝，像触到她左胸那条手术疤。
树汁冰凉，却带着微甜——那是童年里第一口黄蒿焖酱豆的味道。
我抬头，看见枝头挂着一颗没摘的梨，小小的，青中透黄，像一颗来不及长大的心脏。
我踮脚，把它摘下来。
一口咬下去，全是霜降的苦。
——妈，你走的时候，把秋天也带走了。
可我知道，只要我把这颗梨核埋进土里，只要河沟还在，只要黄蒿还肯在野地里冒头，你就不会真的走远。
于是，我埋下核，也埋下34年的思念。
然后，我闭上眼，让霜降的夜把我送回1986年——送回第一片叶子落下之前，送回酱豆出锅、“哐当”碗碎之前，送回我摸到那块“小石头”之前。
我要在纸上，把梨树重新栽一遍，把叶子一片片缝回去，把鱼头里的嫩肉夹到你碗里，把左胸的淤青揉散，把2015年的霜降，往后拖，再拖，拖到你看一眼淘淘的小学毕业照，拖到我也长出白发，拖到这条河沟倒流。
如果做不到，至少让我拖慢一秒钟——让那片提前掉落的叶子，在空中多悬一会儿，好让我来得及告诉你：“妈，霜降了，我回家吃酱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