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冬天总是带着雕刻刀般的寒意，把城市的棱角刻得分明。
苏晚晴把厚重的呢大衣裹紧一点，站在律所窗前，看着外面细碎的雨丝被风抛成斜线。
桌上摊着三份文件：父亲的遗嘱、苏氏股份的变更清单、以及由老律师手写的交接记录。
窗外红砖墙后头是某家银行的标识，室内则是一盏老式台灯，黄光把文件的边缘照得微微发暖。
她没有落泪，连呼吸都像是在做一道算术题。
“动产可变现额度、股东会召集难度、债权人优先顺序、政府接收风险、军阀干预的窗口期……”她在脑中列着一长串条目，像是在给一笔交易打分。
每一个条目后面都跟着简单的数字：可能损失的百分比、需要的时间、可以争取的法律缓冲期。
仿佛所有情绪都化为冷静的符号：红色代表高危，绿色代表可控，黄色则是观察。
那封电报来得比她预计要快。
电报纸被压在文件堆最上端，粗糙的黑字像是从远方怒放而来：北平军阀变动，苏家产业面临接管，父亲遇难，紧急返国。
她的眼皮没有颤抖，脑中对风险的评估继续流转。
时间成本、政治成本、公众舆论、能否保全股权——这些比“父亲”二字更需要她立即处理的，是现实的筹码。
齐先生来到的那天下着小雨。
他穿着旧式的黑色大衣，手杖梢上是一颗暗色的宝石，走路的姿态里带着一种古老的节律。
齐先生不是戏台上的豪阔人物，却像一座金库带着旧日的门神礼节，微笑里总有不变的礼数与分寸。
有人说他掌握着几条外国银行与军阀之间的交易缝隙，有人说他的旧人脉能把一时间的混乱变成可走的通道。
“晚晴小姐，”齐先生的话很轻，像是凭栏听潮，“苏家的事，我能帮一把。
但关系，是有价的。
不是怜悯，而是交换。
你要知道旧世界与新世界打交道的规则并不一样。”
她望着他，没有说笑。
权力的施舍从来不是纯粹的恩典，它总带着收回的刃。
她点了一下头，把自己形容为“需要短期流动救助与长期法律保护的公司法人代表”。
他在纸上写下几个条件，都是对她未来可用资源与时间窗口的限制。
她合上文件夹，像签一笔生意。
“好。”
她的声音平静，“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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