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电科的锅盔与沱茶

跑到马来西亚，我现在终于安定下来了，但这里的华族与当地人矛盾有加重之势，

下一步去哪里呢？我迷惘的很。不快跑，怕要完蛋，我已嗅出危险的味道了。要跑，

金条又快用完了。得想法弄点……不过话说回来，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既要急，

又不能太急，临大事，一定要有静气。要说前些年，幸亏我有先见之明，跑的够快。

军统当差的日子，回想起来，也是很有嚼劲的，只是奉劝看到的读者，

今生今世千万别当特工，一点也不好玩，一点也不好……要说我在军统译电科当差那两年，

没见着枪林弹雨裹着硝烟扑脸，倒见多了人把搪瓷茶缸捏得咯吱响。我们这行，译错一个字，

比打偏一枪都凶险，枪子儿只伤皮肉，错码能掀了满屋子人的脑袋。我叫陈小满，

民国二十八年混进戴老板这地界，全靠读书多一点和杂一点，认得出些旁人瞅着眼生的字，

才谋着译电员的差事。那会儿军统局在歌乐山下的房子，远瞧像座蒙着灰的破庙，

近了才见墙根绕着电网，办公室里总飘着两股缠缠绵绵的味儿：一是李科长桌上沱茶的焦苦，

苦里还裹着点陈茶的沉韵；二是我塞在抽屉最里头的锅盔香，油星子渗透牛皮纸，

连译电纸都沾着点椒盐气。办公楼里除了我，

还有李科长、王大头、苏姐、小许、小鞠和张老头，其他的就是些不入流的小兵兵了，

官占一半，兵占一半，一共12个人。那时，小许和小鞠还是两个小屁孩，

比我还要小上六七岁。我和张老头一个办公室。张老头五十好几的人了，头发白了一半，

梳得却齐整，鬓角总用发油抿得服帖，据说他从北伐那年就跟着国民党走南闯北，

后来在前线挨了颗流弹，左腿落了点跛，阴雨天就疼得钻心，这才转到译电科管旧电报。

张老头最大的癖好是藏酒，不是什么好酒，就是重庆巷口杂货铺买的散装米酒，

用个粗陶小瓶盛着，裹上两层蓝布，藏在装旧电报的木箱子夹层里 —— 那箱子堆在角落，

上面落满灰，谁也不会特意去翻。他说这酒能祛寒，阴雨天腿一疼，抿上两口就舒坦。

我去了不到两个星期，三日两头下班，请他喝顿小酒，就和这老头混熟了，有老前辈领着我，

可以保证少犯些错，再说，这老头基本上也没啥子坏心眼，要不就凭他过去的战功，

也不会在这么低的职务上一蹲半辈子了。老头喝酒得跟做贼似的，

先往李科长的办公室瞅两眼，再侧着耳朵听走廊里的脚步声，确认没人了当然，

他从不避一个办公室的我，才从箱子夹层里摸出小陶瓶，拧开盖子，凑到嘴边抿一口，

动作滑稽得像个偷糖的小孩儿。那一回，他正眯着眼咂摸酒，李科长突然推门进来了，

他手忙脚乱把酒瓶往怀里塞，粗陶瓶没拿稳，“哐当” 一声掉在地上，米酒洒了一地，

还溅了他一裤腿。我吓呆了，脸都白了，上峰有严令，饮酒，起码要去黑洞子蹲上半个月，

面壁思过，这中间要再出个什么幺蛾子，吉凶难料。别问我怎么知道这些，这是常识啊。

所以，今天这阵仗，我还是第一次见。张老头赶紧蹲下去捡瓶子，

嘴里絮絮叨叨：“科长您怎的不先咳嗽声？这酒刚温透，还没尝出味儿呢！”李科长没发火，

没骂人，但板着脸，这已出乎我这个晚辈的逆料了。只见李科长轻轻关上身后的门，

从裤口袋里摸出块浆洗得发白的手帕递过去，指尖还沾着点沱茶的褐色，

低声骂道：“你个龟儿子的，多大岁数了还毛手毛脚。下次想喝，我那儿还有瓶泸州老窖。

”张老头却只是嘿嘿笑，接过手帕擦着裤腿，没接李科长的话。

李科长转头交待了我新来的活儿，慢悠悠踱步出去了。

张老头喊我一起把地上的碎陶收拾干净，装进墙角的粗陶缸中国办公室垃圾桶，

均匀洒上肥皂水。又将杂物间的拖把拿过了，掩上门，在拖把上均匀沾上肥皂水，

把办公室好好的拖了一遍。和他处理完，我瞪他一笑。张老头冲我挤挤眼，

压低声音跟我说：“你当我是怕科长？我是怕旁人看见。

”我愣了愣：“李科长不是没说您啥吗？”张老头放回拖把回来，声音压得更低，

连嘴唇都没怎么动：“科长护着我们，可架不住有人嘴碎 。” 他顿了顿，没再说话。

我这才明白，张老头躲的不是李科长，是局里的规矩，是旁人的闲话。然而，

他的胆子依旧是足够的大。有回加班到深夜，外面下着小雨，他忍不住从箱子里摸出小陶瓶，

倒了两小杯，递了杯给我：“尝尝，别多喝，这酒烈，辣嗓子。”我胆子当然也不小，

抿了一口，果然辣得直皱眉，可咽下去之后，肚子里暖暖的，倒真舒坦些。张老头捧着杯子，

看着窗外的雾，慢悠悠说：“我儿子去年考上了苏州的师范，写信说想当老师，

不想像我这样，一辈子跟枪子儿、电报纸打交道，更不想像我这样，一辈子看上峰的脸，

喝口酒都他N的躲来躲去。”他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李科长是我们的顶头上司，

五十来岁，脸上的疤在灯下泛着浅淡的光，据说是早年跟红军打仗时留的。可这人也怪得很，

开会时总捧着个紫泥茶壶，壶嘴都包了浆，讲到激动处就抿一口，茶水顺着嘴角往下淌，

他也不管，只慢悠悠说：“龟儿子们都给我记牢了，译电就像慢火炖牛肉，

得耐着性子等肉烂进汤里，少一勺盐是寡淡，多一勺盐是齁咸，差一个码子，

那就是把满屋子人的脑袋都搁在刀尖上。”我有点怕他，确切讲，我们都有点怕他，

他一般不发火，发火不一般，我来了半个月，见过，骂人不待停的，脏字一串串不待重样的。

但我们却没有一个人敢不服他，一个是他太能笼络人心，对人暖，对兄弟们讲义气，

谁敢贸然公开挑战他就是等于挑战了大家，另一个嘛，就是，整个译电科，

就他能啃下日本人的 “樱花码”。那回抓汪精卫特务的事，张老头后来跟我聊起时，

烟卷在指缝里燃得只剩灰：民国二十七年冬天，局里截了份从上海发来的气象电报，

纸页皱巴巴的，写着 “明日申时，黄浦江畔有雾，船只暂缓出航”。

李科长只扫了一眼就皱起眉，重庆跟上海通气象报，自民国二十六年冬起，

一律改用格里高利历等更精确的时间提法，从来用的是 “下午三点”，

这几个字的费用从来不省，哪会用 “申时” 这种民间常用的老时辰的提法？

更别说 “黄浦江” 的 “浦” 字，写的是汪精卫那边的简化体，

咱们这边还是规规矩矩写 “黄浦”。他立马让人查发报地址，

竟是法租界里一间挂着 “裁缝铺” 招牌的小电台，派人过去时，

特务还趴在桌上给南京发密电，手边摆着半块没吃完的蟹壳黄，酥皮掉了一地 ，

那是李科长老家无锡的点心，后来李科长半开玩笑的跟同僚们说：“可惜了那蟹壳黄，

要是没凉透，我还能尝出点小时候的甜。”再说说王大头吧，年龄相当，

职阶虽比我们都高那么半格，但我们后来也玩的比较好。王大头跟我同期，人如其名，

脑袋比常人大了一圈，总爱把中央军校的文凭揣在军装内袋里，摸得边角发毛。

他是有野心的，虽然他没明着说过，但司马昭之心，陷在我们这班人精堆里，

谁又能看不出来？论为人处事，他可和李科长不是一个重量级，大家都不是很喜欢他。

他每天上班穿得笔挺，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见了李科长就点头哈腰，转脸对小喽啰们，

鼻孔能翘到天上。我刚去那会儿，不太懂规矩，闲来无聊，找了张还没用开的译电纸，

在背面画了只缩着壳的乌龟，不想被这老小子瞅见了，立马攥着纸跑去找李科长告状，

谁料李科长盯着纸看了半天，突然笑出声来，

眼角的皱纹都挤在了一起：“陈小满这龟画得还挺精神，

比你上次把‘军火’译成‘棉布’强多了。”气得王大头好几天见我沉着个脸，

路过我桌边时，总故意把脚步踩得重重的，地板都跟着颤。王大头总爱显摆他的学问，

有次张老头故意逗他：“大头啊，你那期训练班教不教看电报纸上的霉斑？咱们重庆潮，

电报纸放三天就长霉点，你译的时候可得留神，别把霉斑当‘×’符号。”王大头脸一红，

梗着脖子说：“我当年学的是高级密码，谁学这些鸡毛蒜皮！”结果没过几天，

他还真把电报纸角的霉斑抄成了别的什么东西，巧得很的是，电报仍是通顺的，

意思却全变了，因为这事儿，被李科长拍着桌子骂了个狗血淋头，整整半小时，

整个楼道都听得发颤，这事可大可小，大了掉脑袋都有可能，因非故意，李科长格外开恩，

让他去面壁三天，罚他抄《密码守则》二十遍，抄得他右手食指肿得像根萝卜。

民国三十年开春，重庆总被雾裹着，雨一下就是半个月，办公室的墙皮泡得发潮，

指尖蹭过去能沾着点灰黑色的泥，连译电笔都裹着层潮气，写出来的字总带点晕染。

我最喜欢吃锅盔。我离家远，中午午饭就在办公室解决，吃的就是早晨带过来的锅盔，

吃完了，往办公室的长条沙发上一躺，算是午觉。重庆这里湿气真是特别重，不像我家乡，

抽屉里的锅盔只要放一天以上，就会长霉，我得天天早上去巷口的铺子买新鲜的，

那铺子的老板是个从武汉过来的老头，富得很，不缺盐，总往锅盔里多撒点椒盐，

叫我“多吃点咸的提精神”。那天早上我啃完椒盐锅盔，等着早会，

和同事们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耻片儿，李科长推门进来了，手里捏着张泛黄的电报纸，

纸边都卷了毛，脸色比窗外的雾还沉。“你们，” 他把电报往桌上一拍，

纸角都震得翘起来，“刚从前线截的，日本人的‘富士码’，三天内译出来，上峰说了，

看哪个同志能力强，译好了，党国有赏，出岔子，直接送渣滓洞反省，我也进去陪你们。

”我们立马站起来，围绕过去看。那电报纸上的密码全是歪歪扭扭的日文假名，

夹着阿拉伯数字，像撒了把乱草，比平常的 “樱花码” 复杂多了。王大头凑在最前面，

眯着眼瞅了半天，突然拍着大腿说：“科长，这码我在军校见过！得用‘九宫格定位法’解，

就是费点功夫，给我两天，保准译出来！”李科长没说话，只拿眼尾瞟了我一下，

我赶紧挺了挺身子，定了定神，说：“科长，我觉得不对劲 ，这假名排得太齐整了，

日本人可没这么老实，就像故意把路标插在明处，等着咱们往里头钻一样。

”王大头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陈小满，你懂个屁！就你那点本事，片功未建，还敢妄议？

净瞎耽误事！”王大头说话也太横了，还没当上一官半职呢，啥都不是，我可不惯你。

我刚想怼大头几句，李科长茶壶盖在壶口上磕了一下，“当” 的一声，

办公室里立马静了：“小满，继续讲。”我清了清嗓子，

指着电报上的 “の” 字说：“您看，这假名在‘富士码’里通常代表‘紧急’，

可这儿连续出现了五次 —— 真要是紧急指令，哪会用这么多重复符号？

倒像故意引着咱们往错路上走，说不定后面还有别的猫腻。”李科长手托着下巴，

像是在沉思了一小会，然后拿起茶壶抿了一口，茶水在嘴里转了圈才咽下去，

屋里静得掉下根针都能听到响。然后，他喉结动了动，冲我一笑：“还算有点脑子。

这电报是昨天凌晨在青木关截的，那会儿有支咱们的运输队刚从那儿过，

车上装的是给前线的军火，有迫击炮，还有步枪子弹。”他顿了顿，声音凝重又低沉，

像裹了层雾：“局里，怀疑有内鬼，把运输队的路线透给日本人了，

这电报说不定就是调兵的指令，要是，译错了，不光军火没了，运输队的兄弟也得送命，

而我们，该着倒楣的，一个都跑不了。大家今下午都回去给家属们说一下，晚上回来加班，

事关紧急绝密，这三天，大家别出这个门了，吃饭的问题，我给大家备好，大家都精诚一致，

齐心合力吧。”……晚上回来，李科长带了两包青岛明华饼干，这可是稀罕物，

我们有见过的，也没吃过啊，当下，一人分了一块尝了尝鲜。另外，

科长还买了盐蛋、腊肉和十大包桃酥，秘书小许从自家带来的是尖辣椒、大头菜干和咸鱼干。

张老头，从自家带来了一大袋炒花生。接下来三天，我们没出过楼门，确切讲，

除了偶尔有人上个厕所，我们就没出过会议室的门，也几乎没合过眼。

李科长早把办公室里的所有沱茶全贡献出来了，我们泡了一缸又一缸，

茶渣在各自的缸底积了厚厚一层，黑褐色的，像沉淀的夜色。张老头有点熬不住，

一个劲的打盹，李科长板着脸瞪他，偶尔发个善心，让他去小睡会儿，

这算对张老头的特殊对待，我们可没有这待遇。李科长出去那会儿，

张老头抓了把花生撒我桌上，说：“满啊，你人聪明，文化高，指望你了，吃点垫垫，

可别译错了字。咱们几个老的小的，可经不起渣滓洞的罪，那儿的窝头，

比我老家的观音土还难吃。”大家伙笑了。王大头那头还是一本正经，好像还有点很不自在，

我抬头缓缓神，冲他笑笑。不过，一夜时间，

王大头很快用 “九宫格定位法” 译出了半截，内容是 “三日午时，青木关西侧，

截击军火”。他攥着译出来的纸，胸口挺得老高，像立了多大的功，

大声嚷嚷着跟李科长邀功：“科长您看！我说得没错吧？这就是调兵的指令，

赶紧通知前线改道，晚了就来不及了！”李科长没急着点头，他踱步到我和苏姐的身后，

把纸拍在我们中间，拍下来时，纸边不经意蹭着了我的手背，有点凉：“你们，都过来，